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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訪人:劉彥彥(北京)
年 齡:38歲
受教育程度:大學
婚姻狀況:1996年結婚
健康情況:1997年生育,有流產史
職 業:服裝設計(現離職)
個人檔案
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,一遍一遍問醫生又去咨詢專家:既然大人都正常怎么會生出不正常的孩子呢?專家告訴我,胎內病毒感染、污染、大齡等各種因素都有可能導致不正常。專家還奇怪地問我:“你早干什么去了?你當時怎么沒查染色體呀?年歲那么大生育不是鬧著玩的。”我哭得捶胸頓足……
我這人一向是不認命的,可你說有這么個孩子(先天愚型)是不是命里注定?我特別想跟你談談生產的經歷,一方面是因為二年來這事壓得我喘不過氣來;一方面我又不能不面對這個現實。因為我的不幸我會常常想到那些準備做母親的女人,我想我的經歷也許會對她們有用……
我結婚時35歲,特別想要孩子,正好有了就下決心保。沒想到一個月時有點見紅,流的不厲害,去協和醫院做B超后開了保胎藥,打了點滴,大夫也沒說什么,讓回家靜養。吃藥,流的漸少,但反應特別大,苦膽都吐出來了。我以為別人都這樣。二個月時好多了,聽同事說中醫保胎效果好,就去中醫院掛專家號,當天就讓住院了。做B超說還沒成形,住了20多天,除了超來超去就是吃保胎藥。
一心一意想要孩子。那時,只要聽說保胎偏方,吃得喝的我和愛人都盡量滿足肚子里的孩子,不惜錢和辛苦。
從中醫院出來,快四個月時又不行了,一點不能動,躺著都流血,還有宮縮。這時該建檔了,合同醫院在海淀婦產,一看我這樣兒大夫就叫起來:“這么宮縮哪行啊,要出事的得住院。”住院也好,我心里踏實。沒想到我剛換上住院服,就有大夫沖進病房嚷起來了:“你不能住院,去住院處拿你的病歷去吧!”我當時愣住了不知怎么回事,她們更不耐煩了:“你澳抗陽性,得住傳染病院!”我一下子就不知怎么辦了,頭部懵了,怎么得肝炎了嗎?我就追出屋問,怎么去住傳染病醫院,需要辦什么手續?大夫邊走邊說:“我們哪知道,反正你得上傳染病醫院去。”她像避瘟疫一樣拋開我,好像我不是來生孩子,而是來傳播病毒的。我哭著收拾東西回了家。當時想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沒地方住院,我成了另類,心情特別灰。
后來愛人打電話到婦產醫院咨詢,才明白我屬于帶菌不屬于得肝炎那一類,聽說地壇醫院專門收我這類人,服務又熱情,全家都好高興,覺得孩子又有希望了。熬到四個多月真是吃了不少苦,這時肚子已經開始有動靜了,每次他踢腿時,我和愛人就摸著他,跟他說話,我那做母親的心也特別幸福又提心吊膽。記得這次住院那天我跟愛人說,我不怕吃苦,吃多大苦我都能堅持住。住院第一天就把點滴打上了,大夫邊打邊說:“我們給你盡力保,如果實在保不住,你也要有思想準備。”我在地壇醫院住了50多天,開始是吃什么吐什么(幾乎整個孕期都這樣),宮縮,出院時這些癥狀都沒有了。B超也做過說沒問題。
7個月時又見紅了。就近到東四婦產醫院,想打兩瓶點滴或拿點藥回家養。正好趕上一個專家級大夫,她說7個月特別容易早產,我說不想住院,大夫說怕大人孩子有危險。可收治病房人家也有顧慮,不是合同醫院,不了解病史,怕萬一出問題擔責任。我一看還挺嚴重就想住院了。反過來說服人家,說自己的圍產手冊在海淀建的(的確是),太遠,才上這里,孩子保住感激你們,保不住責任自己負。他們看我實在走不了就收下了。
住院后,每天按正常產婦聽胎心打點滴,住兩天宮縮還是厲害,大夫說:“你宮縮還是這么厲害,一有事,趕緊叫,給你打加強。”第三天特厲害,就用了口服加強型,控制住,養了兩天后平穩了。臨出院時我想好好向大夫咨詢一下,就把保了幾次胎、做了幾次B超、住了幾次院如實說了一遍,但大夫也沒給我什么特別的提示,只說年齡大,不容易,小心一些。
經歷了幾次住院,無數次B超檢查,保胎保得我真是近乎神經質了。可我那時卻固執地想,不吃苦中苦,怎么配做母親?我甚至以為人家做了母親的人都得吃過這樣那樣的苦,沒覺得自己這么折騰是不正常。
終于保到頭了。住地壇醫院待產,到生時又不生了。見紅、宮縮,整三天就是不生。大夫說,再觀察一天,如果再不生就用催產素。第三天夜里開始特別痛,同產房一剛生過的產婦勸我:“你這么大歲數,何必咬牙受這份罪,醫生不是也愿意給你剖嗎?生時那種痛跟死了一樣。”我說保胎保得心理耐受力比一般人強。大夫說我有條件自己生,我一邊咬牙忍痛一邊跟她聊著。可開到9指時說什么也不開了,大夫說能看見孩子頭出來進去。僵在那半小時,大夫急了,說要找家屬,匆匆出去,我一下特緊張。后來我才知是征求家屬意見要剖,媽說能不能再努力一下,不然兩罪都得受。大夫回來時用了胎吸。我的感覺孩子是愣讓大夫們用什么東西從肚子上壓出來的,有一瞬間我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大夫說是男孩。我說真的假的?大夫說我能瞎說。她一邊處理一邊跟我說。呀,那一刻我都要歡喜死了。我娘家這邊妹妹是女孩,母親特盼男孩,我懷孕時就想,如果男孩全家歡喜,如果女孩我也高興,因為覺得特別不容易。我就跟護士說,你能不能報平安時說,大人孩子都好,呆會出來你們就知道男女了,讓他們意外高興一下。結果小護士可能忍不住還是說出男孩來了,她回來時告訴我,母親特高興。
可我出去時,怎么沒看到母親臉上的笑容?還有丈夫的表情也挺怪?
晚上母親一人陪著我,吞吞吐吐:“本來我不想跟你說,大夫也不讓說怕影響你身體恢復,可我考慮還得說……這孩子可能是先天愚型兒。”我當時腦子完全還在興奮中轉不過彎兒,心里咯噔一下。母親說:“專家說孩子從外觀上和手紋上看,都像是染色體有問題的,眼睛一睜一閉……”母親描述得特恐怖,我頭嗡嗡響,仿佛一下子被母親從天上推下地,情緒糟透了,我說媽呀,我不想知道,你為啥不多瞞我幾天,讓我也高興幾天是幾天……
第二天找來的外院專家說無法確診,但孩子明顯和正常的嬰兒不同,耳括小,靠下,拒不吃奶,嚴重脫水,醫院說必須送兒童醫院急救。孩子送走了,我在醫院過了三天昏天地暗的日子,心里空空洞洞,心情壞死了,就提前回家了。幸虧側切刀口開線化膿這又一檔倒霉事,讓我忙乎了半個月,每天沖啊、洗呀、烤電吃藥,不然我自己在家等孩子要等瘋了。
丈夫每天跑醫院,說孩子在那邊做各種血項化驗,打點滴,已慢慢好起來,吃奶了。染色體檢查需血樣培養,一個月后才能出結果。當時是北大婦幼急救中心拿到外面給做的檢查。一個月后妹妹幫忙去問結果,結果竟是正常(沒有單子,是值班人員查的底)。
你可以想像,我聽到這個結果時的激動。我在屋里喊起來:沒事了!正常了!
我的心總算踏實下來,孩子從醫院回來了,檢查正常,我的傷口也長好了。呀,我真是幸福啊。
發現不對勁時孩子已長到4個月。我開始覺得他看人的眼神不對,你跟他說話好像沒反應,我懷疑是不是看不見聽不見,就反復關燈、開燈、搖鈴刺激他,他有反應說明不聾不瞎,可總覺有點不對勁。我問過保健片的大夫,人家說我神經兮兮。我就開始四處翻書,孩子的手紋怎么看都覺有問題,這成了我的心病。
經朋友介紹找到一位遺傳方面的專家,專家沒看手,一看模樣就說,“沒問題,典型極了,三立體綜合癥”,我抱著一絲幻想把第一次檢查結果正常反復強調,專家說,化驗錯誤,絕對不可能正常。然后告訴我們到協和醫院查什么項目。
一系列的檢查,我的、先生的、孩子的。結果是我和先生都正常,孩子不正常。我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,一遍一遍問醫生又去咨詢專家:既然大人都正常怎么會生出不正常的孩子呢?專家告訴說,胎內病毒感染、污染、大齡等各種因素都有可能導致不正常。專家還奇怪地問我:“你早干什么去了?你當時怎么沒查染色體呀?年歲那么大生育不是鬧著玩的。”我哭得捶胸頓足,要當初知道不就好了,當初大夫一月讓做一次B超,記得我一個親戚還提醒過,說這么超來超去,會不會對胎兒有影響?我問了不止一次,大夫說沒事。可就缺這么一句話:查染色體!但凡提醒我這么一句,也不至于走到今天呀!
真的搞不清是不是老天故意捉弄我,不幸是從什么時候就開始了呢?也許是從一個月流血和后來的多次流血,反復提醒過我,是給過我選擇機會的,可我……我真恨自己當時怎么會那么麻木、無知,竟沒一點科學意識,也沒讀過一本有關染色體方面的書;我也怨周圍人的冷漠,而只有先進的保胎技術肯“幫助”我,可這個代價是,把我推向永遠悔恨的日子里。
前兩天,我收到一個叫什么心系新生命組委會的保健卡,我看了特別難受。這不是對我最大的諷刺嗎?我懷孕特別需要社會的關心幫助時,沒人理你,四處冷臉冷眼,也不知該到哪咨詢,哪怕該建檔時也是三言二語把你打發了;生完了造成既成事實了,要給我寄喂養方面的書了,我是下崗職工(因孩子不得不離職)吃不起那么貴重的奶粉,有什么用呢?!我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不知如何教育這樣的(殘障)孩子,沒有這方面的書和資料,聽說如果4歲前能進行強化教育,有可能接近正常人。我不愿放棄。因為像我們這樣的父母,最大的憂慮是孩子未來的前途,他能不能走向社會自食其力?會不會得到社會對正常人一樣的尊重?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,誰還能幫助他?
這是我采訪經歷中最感窒息的一次。因為作為母親,而不僅僅是記者,我不能不去面對另一位母親殘酷的孕育經歷,及由此帶來的對母親和整個家庭更殘酷的結果和未來。所以我理解彥彥堅持采訪時丈夫必須在場。
“這對我和這個家庭很重要。因為沒有他的擔當我承受不起。”
自始至終,男人沉默著。而熬得體重不足90斤的彥彥在敘述中沒有流過一滴眼淚,除了自責。“你為什么不去追查孩子第一次化驗結果的錯誤?”“那又有什么用呢?”彥彥問。
不幸是從哪里開始的?彥彥說兩年來她把自己拷問得直想跳樓,但她知道連這個權利也已被剝奪了。她說不知道這種拷問最終會不會結束,什么時候結束。其實再怎么樣也已沒有什么意義。
我說不是這樣的。這種“拷問”意義重大。對自己、社會和每一位即將做母親的人,責任和義務應該是共同承擔的。因為從母親的子宮不正常流血的那一刻起,社會有責任幫助母親做出知情選擇,而不是推諉和敷衍。否則,不幸的母親就不止是一個。
一個普通的母親會不會被這樣一組數字觸動:
我國每年大約有26600個先天愚型的患兒出生,也就是說,每20分鐘,一個“傻孩子”誕生,他們占正常出生兒的1/750。如果把另一些有出生缺陷的畸型兒加到一起,這個數字便是每年30萬~40萬。我國先天殘疾兒童約占兒童的4%~6%,而每年肉眼可見的出生缺陷兒,其比例是每1000個嬰兒中近14個孩子有問題,那些死于母體的胎兒不在此列。
相信母親們“對孩子健不健康的恐懼遠超過對有沒有孩子的憂慮。”(一位懷孕母親說)
其實,早在1964年英格蘭———威爾士、瑞典建立起第一個人類出生缺陷監測系統,加強對孕婦的產前診斷就一直成為各國醫生努力的方向。技術的發展也提供給醫生更多的手段實施孕期檢查。包括用B超、X線、CT等形態影像學的檢查,及對血液、染色體、血清等進行遺傳、代謝或免疫功能等各種手段的檢查。
我們及上一代城市母親們對孕檢并不陌生。20世紀80~90年代,城市孕期女性到指定醫院做常規檢查、建圍產檔案是母親的必需課程。我們是怎么走進課堂的呢?或者戰戰兢兢把自己完全交待給愛搭不理的醫生,從不敢多問一句“那么專業的問題”;或者干脆馬馬虎虎地逃避婚檢、孕檢例行公事。彥彥承認從一開始自己就對孕檢沒有足夠重視。而她恰恰是最應重視和被重視的高危人群(妊娠年齡在16歲以下或35歲以上的高齡初產婦、家族中有顯性或隱性遺傳病史)。
母親們說,被重視,有時候是要憑運氣的。果真如此,我們憑什么還會對技術和服務產生那么大盲目依賴和信任?甚至放棄自己作決定的權利?這是最值得母親“拷問”自己的問題。另一方面,掌握技術的人如何把技術的進步真正傳播和服務于每一位母親,這是社會該認真反思的。
我悲觀地想,技術最終是無法徹底解決人類的缺陷的。正如在環境和遺傳進行的復合作用之下,人類目前只掌握著不足100種遺傳病———有幾千種是無法被醫學定義的。而服務的改善卻能夠補救和安慰母親們流血的心。這是一個社會在進步中必須和能夠做的。
1999年8月,由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啟動的“出生缺陷干預工程”值得每位母親特別關注,因為它的各個干預措施將是最直接關懷母嬰的。它也表明了,自70年代一直以控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服務政策,開始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目標的方向轉移。
(數據資料來源:三聯生活周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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